客过无锡(2):谒钱钟书故居随想

李  嘉

钱钟书故居

此次在无锡最遗憾的是没能进入钱钟书先生故居里面拜谒。

到无锡的第二天,去教育电视台办事,查地图时发现旁边有条钟书路,这才记起钱先生是无锡人。怀着万分景仰,顶着正午骄阳,寻寻觅觅好不容易沿学前街寻到故居,却吃了个闭门羹一一闭馆维修。好在发现大门上面特意留了个二维码,站在门前,对故居扫码虚拟现实了一番,聊以安慰,以示诚心。钱府以书香传家,钱先生可说家学渊源,学贯中西,他1947年初版的小说《围城》,一度被学人誉为“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一部小说”,钱先生亦被尊为文学昆仑。

钱先生和他的《围城》,与湖南、与我父亲当年求学的国立师范学院有着一段割不开的缘。

《围城》1982重版,我应该算是文革后有幸读到《围城》的第一批人。其时,我在常德市一中教书,亦混过一段时间的文艺青年,与戈文兄等一帮朋友自办诗刊《流火》,天天耽于谈诗论文,过着快乐而颠倒的日子。某天,文艺世家的戈文一脸神密而庄重递过来几本簇新的书,“拿去看看,好书。记得不准折页”,我拿过第一本看看封面“围城?什么意思!”引来戈文一脸鄙视。天啦,我一理科生,那里知道《围城》。可见当年文化之匮乏。那知翻开一读,就再也不能丢手,硬是通宵达旦一口气读完全书,第二天早餐也没顾上吃,直到上午第三节响铃才匆忙拿上教案赶到教室为学生上物理课,也不知都说了啥。

当时,文革刚结束不久,我们虽然是恢复高考的头一、二批大学毕业生,却仍然陷于一片文化的沙漠,如饥似渴都不足形容我们对精神食粮的迫切需求。《围城》好似打开了另一个世界的窗口,并不跌宕起伏的故事和情节已然足够吸引当时的我们,看到解放前那一群“旧”知识分子与我们截然不同的生活,有一种原来是这样的感觉。但更重要的是引发了我们对人生、对生存状态的一些思考,虽然很幼稚很浅表,用时下青年的话来说,就是一些“然并卵”的问题和答案,但毕竟开始了真正独立的思考。这种反省对我们那个时代的青年人尤为重要,不再是愚昧盲从,也不是盲目的思想暴动,而是一种理性和知性的思考的起始。当然这种启蒙不只有《围城》之功,当时常德市一中文革封存的大量图书正逐步解禁,我业余时间大部分是泡图书馆,读了不少外面找不到的好书。《围城》对我影响很大,反复读了多遍,差不多二十天后才还给戈文,要知道那时能借书给你看几天可不容易,何况这种“神书”。呵呵,戈文兄对我够大方的。

钱钟书和父亲钱基博

“城里的人想出来,城外的人想进去”这种心理倾向不止对婚姻,其实可以扩大到“人生万事”,这仿佛是一种人类逃脱不了的“存在”困境。小说主人公方鸿渐在事业、爱情、家庭三座围城进进出出,最后象作茧的蚕被死死缠住。《围城》重版以后兴起了一股"围城"讨论热,以至造成了这个词的滥觞。《围城》的主旨一直饱存争议,学人圈里什么“游戏说”、“玩世说”、“犬儒说”、“冷漠说”莫衷一是,外围喷子们则莫名其妙口水大战,将书中人物与现实人物肆意对号入座,甚至对钱先生及家人进行人身攻击。这恰好从另一方面说明《围城》的神秘莫测、气象万千。钱先生对人性的认识已经超越了时代的局限,初版序中他含蓄地说了一句话:“写这类人,我没有忘记他们是人类,只是人类,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”,甚至预言了“考据癖”们的附会。瞧瞧,钱先生把 《围城》留在了身后,更多的人却试图冲进《围城》的“围城”。

好作品对人的影响是不同层次的,因人而异,《围城》是不是被拔高其实并不重要,其对生活深刻的观察和幽默高超的语言艺术却是不争的事实。《围城》的那些精彩句子常常让那时的我目瞪口呆,原来语言可以这样运用!“涨红脸停笔不写,仿佛听了鸿渐的最后一句,处女的耳朵已经当众丧失贞操”、 张太太讲上海话时时流露的本乡土音“仿佛罩褂太小,遮不了里面的袍子”, 写唐晓芙“眼睛并不顶大,可是灵活温柔,反衬得许多女人的大眼睛只像是政治家讲的大话,大而无当”,形容曹元朗“圆如太极的肥脸” “脸上一圈圈的笑疤,像投了石子的水面”等等等等,即接地气又富哲理,还不乏嬉笑怒骂。最近,在网上有看到调侃钱先生为“民国第一毒舌”,怎么就“毒舌”了?无非是入木三分。

国立师范学院创办于安化县蓝田镇李园

(摄于第二次开学日)

我父亲李仲麟在国师与同学合影

(1939年入学当年)

《围城》的创作背景中有相当成分是当时的湖南安化县蓝田镇,书中的“三闾大学”原型其实是因抗战转移后方,奉国民政府教育部之命,1938年创建于此地的国立师范学院,这是中国第一所独立设置的师范学院,也是现湖南师范大学前身。当时迁来安化一带资水流域的大、中学校有二十七所之多。1939年,钱先生应他父亲钱基博和院长廖承世之邀,辞去西南联大教职,在国师创办了英文系。钱先生在国师任教二年后,回上海探亲而不能再回国师,滞留上海期间写下了《围城》,书中自然而然留下许多国师的影子。

我父亲李仲麟是国师理化系第二届毕业生,当时就读于此,离休后闲暇时他和我们谈起钱先生,话语中充满钦佩。“父子系主任”在国师传为美谈,二钱父为国文系主任,子为英文系主任,风度翩翩年轻的钱先生更受学生拥戴。其时国师的学术氛围开明,常开讲座、演讲,钱先生上场必场场爆满,许多学生挤不进去就围在教室周围听,台上妙语连珠、引经据典、学贯中西,台下如痴如醉、醍醐灌顶,碰撞出无数思想火花。我父亲虽为理科生,却场场必听。父亲的进步思想以及文理兼通与国师的学术养成有莫大关系。

国立师范学院筹委及办事员

(右三中间为第一任院长廖承世)

说到国师就不得不提院长、教育心理学博士廖承世先生,这位留过洋的著名教育家受命于危难之中,靠超人的人格魅力,将众多知名学者拉到山沟办大学,其中除钱基博、钱钟书父子,还有皮名举、孟宪承、陈传璋、高觉敷、储安平、张舜徽等著名学者,可以说国师当时是“名家荟集,多士景从”。“三闾大学”的政客校长高松年当然不可能是廖院长,《围城》人物都是虚构的,而一群来自三吴之地和全国其他地方的学者教授,满腔热血在山沟施行教育救国却是真实的存在。

没有廖承世就没有国师的学术自由昌明。有一件事很能说明廖先生的办学思想和担当:学生社团排演当时被禁止的曹禺话剧《雷雨》,在与当地警察冲突中学生下了警察的枪!了得!当局闹到中央拿出了要逮捕的学生名单,廖先生自己却承担下全部责任,云:正常娱乐,不涉政治。保住了学生。在当时政治迫害异常的中国,这需要多大勇气!

无独有偶,解放前我父亲在益阳信义中学(现益阳市一中)教书时,为保护进步学生,面对军警枪口据理力争,帮学生乘机逃离。不久后军警又来学校抓我父亲,有机智的学生溜出学校半路上拦住父亲,让他逃过一劫。这就是薪火相传!这就是国师精神!这也是父亲极为感叹也极为骄傲的一件事。父亲去年过世后,他的一些学生还和我们说起那些往事。父亲一生从教,解放后在益阳、常德两地若干学校担任校长,到一校就办出一所名校,大家由衷地尊他为教育家。父亲的品格,父亲文理兼通的学识,还有他的豁达和教育理念,一直为他的学生所敬仰,我们难望其项背。

益阳市一中(原信义中学)纪念墙浮雕

我父亲李仲麟(右)为建国后第一任校长

教育是有人格的,有人格魅力的教育才可能薪火相传。国师培养了许多像我父亲一样的教育笃行者,他们为新中国的教育作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。面对今天诸多的教育困境,我们的教育人是不是该仔细想一想,你的教育的人格在哪里?恐怕这又是一个“围城”现象。

钱钟书先生把《围城》和“围城”这个词留给了我们,现在这个词语我们用起来相当顺口。

(2018.7.30 益阳)

欢迎赐稿